华为,5G,与一位土耳其科学家

原创
2020/11/28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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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from The Economist  
原文链接:https://www.wired.com/story/huawei-5g-polar-codes-data-breakthrough/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土耳其科学家,一个没能激起水花的理论突破,如何帮助一家中国科技巨头掌控未来?


“七月的深圳,天气炎热,草木生机盎然......“
 
2018年夏天,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 YouTube 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影片以60年代 old-school 的教育电影风格开始:首先是无人机拍摄的华为园区的画面——园区犹如一个郁郁葱葱的岛屿,周围环绕着被称为中国硅谷的深圳市的高层建筑——继而一辆轿车缓缓驶入园区,停在一座庄严的白色建筑前,这座建筑融合了希腊的古典建筑风格以及中式的塔顶。管弦乐版本的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随之奏起。
 
车辆到达时,两名身穿白色制服的男侍应走近车辆,其中一个打开后门,华为的轮值主席之一郭平走上前,在车里的客人出现时伸出了手。走过红地毯之后,郭平与这位客人进入了这座华丽的大理石建筑,登上楼梯,穿过法式双开门,继而又进入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此时几百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开始疯狂地鼓掌。
 
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也在其中,他穿着颇为休闲的天蓝色上衣和浅色卡其裤,在几位西装笔挺的高管们发表了一系列严肃的演讲之后,任正非走上了讲台 (在这里,Wired的专栏作家Steven Levy 形容任正非是中国的比尔· 盖茨、李· 艾科卡和沃伦· 巴菲特)
 
此时,三个穿着白色制服的年轻人踢着正步向舞台进发,动作整齐划一,其中一位青年拿出了一个装裱好的沙拉盘大小的金质奖章。奖章嵌有红色水晶,描绘出胜利女神的象征。这枚奖章由巴黎铸币厂专门制造。当任正非把奖牌交给来访者时,这位科技巨头的领导者几乎是容光焕发。
 
被授予奖章的贵宾既不是世界领袖,亿万富翁,也不是战争英雄。他是一位相对而言默默无闻的土耳其学者,名叫 Erdal Arıkan。在整个仪式过程中,他一直僵硬地坐着,身上穿着不那么合身的西装,好像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戏剧演员,突然间被推上百老汇的舞台饰演光芒万丈的主角。
当然,Arıkan 也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普通人。
十年前,他在信息理论领域有了重大发现。然后华为从他 (并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 的理论突破中获得了启发,并通过大量的资金和顶尖的工程人才的投入,将其打造成了商业领域最有价值的技术之一。
此后,华为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谈判,最终将这一创新变成了一个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 华为成为了向全世界推广5G技术的先行者。
 
华为过去30年的崛起在中国被看作是智慧、汗水和毅力的胜利。也许没有哪家公司在中国会比华为更受欢迎——当然,也没有哪家公司能受到美国更多的诋毁了。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华为的崛起同时带有民族主义产业政策和所谓的知识产权盗窃倾向的痕迹,美国司法部指控该公司存在全面的盗用、侵权和一系列的谎言与阴谋。特朗普政府禁止了华为的5G 产品,并一直在游说其它国家也做出同样的决定。华为则否认了这些指控,任正非称这些指控完全是出自政治层面的。
 
当然,华为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强国之一,中国在科研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西方同行却仍旧没有给予其相应的的尊重和认可。 因此,当任正非把这枚由法国铸币厂制作的纯金奖牌交给Erdal Arıkan时,他彷佛是在用手指戳着西方世界的眼睛。
 
这次表彰大会标志着一个公司和一个国家的成熟。为了理解各中缘由,我们必须先了解有关 Polar Codes (极化码) 的一切。
Erdal Arıkan 生于1958年,在土耳其西部长大,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他从小热爱科学,在他十几岁的时候,Arıkan的父亲就告诉他,在自己的职业认知中,二加二并不总是等于四。这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困扰着年轻的Arıkan,此后他决定放弃自己从事的医学工作,并在工程学及其对应的数学结果的确定性中找到了安慰。
 
“我喜欢有一定精确度的东西,”他说,“当你进行计算时,结果就是你自己一步一步确确凿凿推演出来的。”
 
Erdal Arıkan后来进入了中东技术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但在1977年——在他第一年学业的中途——这个国家被政治暴力所笼罩,学生们开始抵制这所大学。Arıkan想要继续自己的学业,于是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设法转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院校之一。
 
他发现美国是一个奇怪而美好的国家,在最开始的几天时间里,他参加了由传奇物理学 家 Richard Phillips Feynman (理查德 · 费曼) 主持的有关学科方向的介绍课程。这简直就像是受到上天保佑一样的幸运。
 
Erdal Arıkan几乎是贪婪地学习着他的课程,尤其是信息理论。当时这个领域还很年轻,在1948年 由 Claude Shannon (克劳德 · 香农) 发起。香农在贝尔实验室写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香农的成就是理解了迄今为止都非常模糊的信息概念是如何被量化的,创造了一个扩展了通信和数据存储观点的学科。他发表了一个关于信息的通用数学理论——这几乎就好像是爱因斯坦一举提出了相对论——为互联网、移动通信以及数字时代的一切奠定了基础。这个课题完全吸引了Arıkan的注意力,他后来选择到麻省理工进行研究生的课程学习。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 “ Bob Gallager 在那里”,他说。
 
Gallager 写了一本关于信息论的教科书,他还得到了香农的继任者的指导。这使他在这个领域的衡量标准中距离“上帝”只有两步之遥。
 
“所以我说,如果我要钻研信息理论”,Arikan 说,“麻省理工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1981年,Arıkan 来到麻省理工。这时 Gallager 已经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开始专注于数据网络的运作方式。当 Arıkan 第一次来到 Gallager 的办公室时,他激动地浑身发抖。Gallager 给了他一篇关于分组无线电网络的论文。
 
“我推动他从严格的信息理论转向网络问题的研究,” Gallager 说,“每个人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将数据从一个地方发送到另一个地方并不是全部——你真的真的必须得建立一个系统。”  

第二年,Arıkan 开始致力于学习网络相关的知识,但同时他对信息科学的热情也从未减弱。这其中最吸引他的,是解决香农自己在1948年的论文中阐述的一个挑战: 如何高速传输准确的信息,同时战胜不可避免的“噪音”——传输过程中出现的非理想的信息修改情况——这个问题被称为通道容量。香农认为,每个通信信道都有一个可靠的信息传输的速度限制,这一尚未达到的理论边界被称为香农极限

 
在 Gallager 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费了很多功夫研究香农极限,而且已经很接近终点。Gallager 最著名的理论方法是他称之为LDPC (低密度奇偶校 验码) 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快速修正错误的高速方法。虽然 LDPC 在数学领域是创新的,但 Gallager 明白,在当时,这在商业上并不可行。
 
“对于所需的逻辑操作成本来说,这实在是太复杂了,” Gallager 说。Gallager和麻省理工的其他学者认为他们已经足够接近香农极限,于是便转向了其他研究。上世纪80年代,麻省理工 (MIT) 对信息理论的热情逐渐消退。
 
但对于 Arıkan 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香农极限,他想解决阻碍达到香农极限的问题。即使是在研究 Gallager 给到他的有关网络问题的论文时,他也能在看到包含错误修正内容的篇幅时,说出“当你做纠错编码的时候,你仍然处在香农理论中。”
 
1986年,Arıkan 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在伊利诺伊大学短暂停留之后,他回到了土耳其,加入了土耳其第一家私立的、非盈利性的研究机构—— 位于安卡拉郊区的毕尔肯大学。Arıkan 帮助建立了这所大学的工程学院,并在学院内授课。
 
同时,毕尔肯也允许Arıkan继续与香农极限进行旷日持久、且可能毫无结果的斗争。“美国有最好的人才,但他们为什么不在同一个问题上工作10年、20年呢? ” Arıkan 说,“因为他们不能获得终身教职,他们不能获得研究资金。”
 
Arıkan没有以微小的增量来推进自己对信息领域的探究,而是进行了不懈的求索。而这也将是他未来20年的工作。  

2005年12月,Arıkan 突然灵光一闪,迎来了自己的 Eureka 时刻(eureka是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理后的欢呼声)。1965年,一位俄罗斯信息科学家在一篇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问题,Arıkan 由此受到启发,并重新定义了自己要研究的问题。

 

“关键是看看那些仍然存在悖论的地方,”Arıkan 说,“这就像是冰山一角。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那就仔细看看。你可能会在下面发现一个宝藏。”
 
Arıkan 的目标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嘈杂的信道上准确地传输信息——关键词是“准确”。如果你不在乎准确性,你自然可以不受约束地发送信息。但是,如果你希望收件人获得与你发送的数据相同的数据,则必须在其中插入一些冗余信息。这样收件人就可以交叉检查信息,确保这则信息是你发送的。
 
不可避免的是,额外的交叉核对会拖慢进度——这就是所谓的信道编码问题。“噪音”越大,就需要更多的冗余来保护信息。添加的冗余越多,传输的速率就越慢。编码问题则试图打破这种权衡,并找到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实现可靠的信息传输的方法。
 
最佳速率将是香农极限:也是信道编码的涅槃时刻。
 
Arıkan 新版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一个他称之为“频道极化”的过程,从普通频道创建近乎完美的频道噪音,将其从一个频道传送到该频道的副本,从而产生一个降噪的副本和一个嘈杂的副本。在一系列这样的递归步骤之后,两组信道出现,一组是非常嘈杂的,另一组则几乎是没有噪声的。从理论上讲,消除噪声的信道可以达到香农极限。
 
Arıkan给他的解决方案起了Polar Codes (极化码) 这个名字,就好像噪音都被驱逐到了北极,南极的交流因此得以保持纯净。
 
在这个发现之后,Arıkan 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来完善细节。在香农发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信息理论的论文之前,他在贝尔实验室的导师会突然造访并询问研究人员是否有新的发现。“香农从来没有提到过信息论,”Arıkan 笑着说,“他一直在秘密地进行工作,什么都没有透露。”
 
这也成为了Arıkan的做派,“我有幸知道世界上没有其他人在研究这个问题,” Arıkan说,“因为这早就不是一个时髦的研究课题了。”
 
2008年,在他的Eureka时刻过去三年之后,Arıkan 终于向外界展示了他的成果。显然他一直都知道这一成果的重要性:这些年来,无论去哪里旅行,他都会把未发表的手稿装在两个信封里,标明“如果我不回来的话”,寄给“我信任的同事” 。
 
2009年,Arıkan 在该领域的顶级期刊《 IEEE 信息理论汇刊》上发表了他的论文,但这并没有使他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Polar Codes只在信息理论的小圈子里引起了轰动。Arıkan 继而前往美国发表了一系列演讲 (你可以在网上搜到这些视频,但它们显然不适合数学不好的人观看)
 
Arıkan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但他并不认为 Polar Codes 具有任何实用价值——这是一个理论上的解决方案——即使付诸实施,似乎也不太可能与现有的方案相匹敌。 他甚至懒得去申请专利。 

1987年,在 Arıkan 回到土耳其前后,44岁的任正非开办了一家电信设备公司——华为——并试图通过保持超乎完美的客户服务来使自己的公司脱颖而出。

后来,由于对供应商的不可靠性感到失望,任正非决定让华为自给自足。从此开始了把华为打造成一家从基站到手机制造、从生产到销售全链路畅通的电信设备公司的漫长之路,而且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

 
任正非在描述华为如何与强大的国际“大象”竞争时称, “当然,华为不是大象的对手,所以它必须具备狼的品质: 敏锐的嗅觉、强烈的竞争天性、团结的心态和牺牲的精神。”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华为及其国内竞争对手中兴(ZTE)等中国公司开始主导全国电信设备市场。华为最终也变成了“大象”。
 
西方媒体热衷于提及的另一个主题,是华为涉嫌使用盗窃的知识产权。华为当然否认了这一指控。“如果你阅读西方媒体关于华为的报道,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华为的一切都是借用或偷来的,这绝对不是真的,”华为执行顾问 Brian Chamberlin 表示。
 
但在2003年的一个案例中,华为确实承认自己使用了抄袭思科的路由器软件,但同时它坚称这一使用非常有限,双方最终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互利”的解决方案。今年2月,美国司法部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对华为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通过故意和反复侵犯知识产权,扩大华为的全球业务”,起诉书指控华为至少从2000年就开始从事这些活动。
 
华为最大的外国竞争对手之一是Nortel,这是加拿大占主导地位的北美电信公司。但在来自中国的产品的竞争日益激烈之际,北电的业务举步维艰。2004年,北电网络安全专家 Brian Shields 发现,定位在中国的计算机从该公司下载了数百份文件。
 
“没有什么是他们得不到的,” Shields 说,尽管没有人公开指认这些黑客,任也否认这与华为有任何关系,但这一事件加深了西方的怀疑,即华为的成功并非总是光明正大的 (谁又是呢?)
 
2009年,Nortel 申请破产。它最终没能适应市场变化,也没有准备好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而华为抓住了这一机会。
 
北电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其渥太华研究实验室无与伦比的人才储备,该实验室被誉为加拿大版本的贝尔实验室。多年来,华为一直在增强自己的科研能力,试图摆脱其低成本供应商的定位。它在世界各地有许多研发实验室,现在,随着北电的倒闭,它得以追求一个比市场份额更大的奖励: 掌握技术,还有尊重。 

北电在加拿大渥太华实验室的研究主管童文在中国长大,于1995年加入北电的无线实验室。他为每一代移动技术都做出过贡献,在美国拥有470项专利。如果北电有科研人员选秀的话,那么童文应该会C位出道。在北电破产后,谷歌、英特尔等公司都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

 
但童文选择了华为。他还想让他团队的科学家们聚在一起,而他的团队不想离开加拿大。华为很乐意招募这些人,不仅让他们留在他们原本生活的地方,还承诺给他们完全的自由去攻克21世纪网络科学的标志性挑战: 为5G 建立基础设施。
 
在这个不断迭代的平台,数十亿的移动设备都将无缝连接到新的网络,华为彷佛是在承诺以连科学家都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世界,这对于那些发明这项技术的人来说意味巨大。
 
但专利的竞争将是激烈的,这不仅关系到利润,也关系到国家荣誉。
 
2009年,童文加入华为不久,一篇研究论文引起了他的注意,而这正是Arıkan 的Polar Codes。童文曾为生产端提供了无线电传输纠错的现行标准Turbo Codes (卷积码) ,但他认为 Polar Codes 的概念可以在5G 中取代Turbo Codes。
 
当然,障碍也是相当多的,童文在最开始就没能让他的加拿大研究团队对解决这个问题产生兴趣。2012年,华为要求童文重组其在中国的通信实验室。他随即利用这个机会指派了几个优秀的年轻工程师从事Polar Codes的研究工作。
 
这项工作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即采用数学理论并使其在实际设计中真正发挥作用。但他们还是取得了进展,团队进而不断壮大。随着一项项创新研究的出现,华为成为了专利局的常客。
 
2013年,童文向华为投资委员会申请6亿美元用于5G 研究。“过程非常简单,” 他说,“20分钟,他们就做出了决定” ——答案是肯定的——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进入了 Polar Codes 的研究。在华为开发出实现该理论的软件之后,工作转移到了测试和迭代上,最终有数百名工程师参与其中。
 
童文当然不是唯一一个看过 Arıkan 论文的信息科学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Alexander Vardy 说,这篇论文实现了“人们60年来一直试图实现的目标”,挑战在于Polar Codes不适合5G 的短链长度——0和1串在一起的长度。Vardy和他的博士后,以色列理工学院的 Ido Tal,做了相应的修改,使其在应用于5G 的短数据链长度时优于其他最先进的代码。
 
Vardy 说,他在2011年的一次会议上介绍了自己的发现,“华为当时就在观众席上,然后他们就开始紧跟这一研究。” 他说,言语间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拥有 Vardy 和 Tal 的专利,并以非独家方式授权给了三星)
 
如今,华为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 Polar Codes 专利 ,是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的10倍。Vardy 说,这个领域的普遍感觉是,华为“投入了大量的研究时间和精力来探索这个想法,” 似乎 “所有其它公司都至少落后了几年。”
 
但是,如果这项技术不适合5G平台,那么所有这些工作和所有这些专利都将被浪费。“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它,” 童文说,“你必须让整个行业相信,这对5G有好处。”
 
如果 Polar Codes 是华为技术领先的象征,那么还有一点不能忽视: “我有责任,” 童文说,那就是 “让它成为一个标准。”

在体育运动中,竞争是激烈的,但是团队必须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比如比赛场地的大小。同样,在电信行业,所有参与者必须在共同的平台细节上达成一致。而在移动平台的各个部分上达成共识是很复杂的,必须对传输速度、无线电频率、安全结构等数十种规格作出决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程师们每年都会召开一系列会议,选择哪些新技术将成为下一代的标准技术。

 

事关重大: 提供5G基础技术的公司将在未来几年内嵌入全球通信系统。因此,这背后是金融、民族主义,甚至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
 
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 Reed Hundt 曾说: “从2001年到现在,三届政府都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他曾任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的通信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上的许多现任和前任官员都曾向美国政府警告过:美国没有与华为相当的公司,Reed Hundt 就是其中之一。
 
华为是一家大型电信公司,既开发下一代技术,又将其制造成设备。“在欧洲,他们有爱立信 (Ericsson) ;在日本,他们也有自己的公司;在中国,他们不仅有华为,还有中兴通讯。但华为覆盖了整个产品系列。” 所有这一切都让华为的 5G 标准前景令西方世界担忧。
 
“ 华为的 IP 和标准是他们打算用来撬开西方计算机世界的楔子,”  Reed Hundt 说。
 
开发5G标准的机构是3GPP,2016年,该公司就所谓的5G 新无线电标准做出了一项关键决定。5G 新无线电标准有助于确定如何通过5G 发送数据,以及如何检查数据的准确性。在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经历了多年的测试和申请多项专利之后,华为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会手下留情。它需要官方标准的认证来巩固它的主张。
 
问题是,有的人认为其他技术可以像Polar Codes一样在新的框架下实现错误纠正。还一些人建议,对目前的4G协议——Turbo Codes——进行改造就足够了。其他人,尤其是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高通 (Qualcomm) ,喜欢第三种选择: Robert Gallager 的 LDPC。这个想法几乎达到了香农极限,并启发了 Arıkan开始自己的探索旅程。
 
自20世纪60年代初 Gallager 提出 LDPC 以来,技术得到了改进,商业化生产的成本不再高昂。高通的研发团队为5G进一步开发了LDPC。 尽管当时 Arıkan并不知道这一点,但在这场涉及数十亿美元和国际声誉冲突的竞赛中,他的科研成果将与他的导师展开较量。
 
华为的一个优势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此外,华为的竞争对手也在抱怨中国公司总是步调一致:即使是表面上的竞争对手,也会在国际场合抛开分歧支持同胞企业。
 
但这样的相互扶持在2016年也遭遇过一个脆弱时刻。在5G 新无线电标准的初步阶段,中国公司联想表达了对 LDPC 的偏好,因为它是一种更为熟悉的技术。这并没有持续多久,16年晚些时候,联想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其创始人柳传志打电话给任正非,称自己原先的立场并没有冒犯之意。柳和其他高管甚至起草了一封公开信,读起来像是被迫招供:“我们都同意,中国企业应该团结起来,而不是被外人激怒,”柳和他的同事写道,“坚持下去... ... 高举民族工业的旗帜,最终打败国际巨头。”  

此后,中国工业界准备在最后的关键阶段——2016年11月在内华达州里诺市举行的工程标准会议——开足火力。会议地点是 Peppermill 的度假村和赌场,工程师们坐在酒店的会议室里,争论着block代码和通道容量的问题,几乎没有时间去享受骰子桌或桉树蒸汽房。并行的会议使得工程师们不得不从一个会议室跳到另一个会议室,无线通信方面的顾问 Michael Thelander 表示,“ Polar Codes 和LDPC绝对个热门话题。”

 
2016年11月18日星期五晚上,会议室里挤满了人,会议于晚上开始,最后陷入僵局。每个公司都展示了他们的工作成果,包括他们的测试结果。
 
Tirias Research 的首席分析师 Kevin Krewell 表示: “这场战斗打得相当不错,大多数西方厂商都支持 LDPC。” 也有一些西方公司支持 Polar Codes,但重要的是,所有的中国公司都一致支持 Polar Codes。“整个游戏中没有明显的赢家,但很明显,华为不会让步,” 作为观察员在现场的 Thelander 表示。

LDPC 方面当然也不会,“因此,我们可以坐在那里,花6个月的时间为这件事争论不休,推迟 5G 计划,或者做出妥协。”
 
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标准委员会将信号处理标准分为两部分:一种技术可以用来发送用户数据;另一个则应用于所谓的控制通道,该通道管理数据的移动方式。第一个分配给 了LDPC ,第二个分配给了Polar Codes。当协议最终敲定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
 
华为欣喜若狂。但这不仅仅是华为的胜利,也是中国的胜利—— 一家中国公司最后获得了与其在市场中日益增强的主导力量相匹配的尊重 。“华为支持的 Polar Codes 进入5G 标准具有象征意义,” 当时的一名观察人士告诉记者,“这是中国企业首次达成电信框架协议,并赢得了发表意见的权利。”
 
高通表示对这一结果没有异议。 “对华为来说,得到一些认可非常重要,”其首席执行官 Steve Mollenkopf 表示,“华为实际上相当不错。他们是一个强大的公司。我认为这是人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件事。” 

从我开始了解 Polar Codes 的那一刻起,我就想见见Arıkan。当然,我怀疑他是否会跟我说话,因为此前一位记者试图联系他时,得到了如下回应: “我不想过多谈论自己的工作。”

 
我第一次联系他时,他很谨慎,但当我说我会去安卡拉时,他终于同意见面。他来我住的旅馆接我,迅速地和我握了握手,把我领到了他的车上。在我们开车去烤肉店吃饭的路上,他向我讲述了毕尔肯大学的历史.                                                                                               
餐厅工作人员显然认识他,我最后让他点了菜。他开车送我回来的时候,兴奋地与我分享了自己对 5G 的看法。第二天,我们在他位于毕尔肯大学的办公室再次见面,这所学校现在是土耳其的顶级研究机构,有12000名学生。
 
2019年,Arıkan 获得了香农奖——信息科学的最高荣誉。
 
当他护送我穿过他帮助建立的部门所在的工程大楼的大厅时,我们路过一张香农的大型镶框照片,上面的引文是这样写的: “我们可能知道过去,但永远无法控制它; 我们或许可以掌控未来,但却仍对它一无所知 (We may have knowledge of the past but cannot control it; we may control the future but have no knowledge of it)。”
 
  Erdal Arıkan   
Photo by Bradley Secker

在他的办公室里,Arıkan 在一块大白板上潦草地写下了一些方程式,解释他是如何达到香农极限的。之后,我们谈到了华为。这家公司在2012年第一次与他取得联系。“我们彼此交谈,交换意见,” Arıkan 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合作模式。我们相互保持独立。” Arıkan 个人没有从这家电信巨头那里获得过任何资金。

 
事实上,2011年,Arıkan 就创办了自己的小公司,并向高通和希捷 (Seagate) 展示了 Polar Codes。“我确实准备了一些幻灯片并寄给了他们,但没有一家美国公司对此真正感兴趣,”他表示。
 
同时,Arıkan 因未能激起美国公司的兴趣而感到自责。“我是一个学者,不知道如何宣传自己的工作。也许我自己也不太相信这个想法。” 后来的后来,这些公司陆续在Polar Codes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获得了少许专利,但远远没有华为那样的魄力。“如果没有华为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 Arıkan 说,“Polar Codes不会存在于今天的5G当中。”
 
我还问了Arıkan那个在 YouTube 上颇受欢迎的华为为他举办的表彰仪式。他告诉我,他在2018年6月收到了访问邀请。“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他们说,‘任先生想给你颁奖。”’ Arıkan 回忆道,“我觉得华为很开心,因为标准已经制定出来了,Polar Codes 也在其中。” 他以为自己只需要露个面,与华为的创始人和一些工程师进行愉快的交谈即可。最后自己可能会带着奖牌离开。
 
但当 Arıkan 来到深圳,他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和任一起喝茶,并受到包括童文在内的高管们的祝贺。同时他感觉到一些更大的事情正在发生。
 
“他们一点一点向我透露了这个活动。我不知道那个房间会有多大,我们会进入什么样的建筑。他们没有告诉我要穿得正式点。” 在活动开始前一个小时,华为方面告诉 Arıkan,也许他也应该准备一份演讲稿。于是Arıkan在去参加典礼的路上匆匆完成了他的讲稿。
 
他用不太流畅的的英语告诉听众: “过去30年里,我一直在毕尔肯大学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以 Polar Codes 告终。”
 
“今天,我们各自探索的长路在一个欢乐的时刻相交。”
 
这样的大排场并没有冲昏 Arikan 的头脑。“他们并不是在表彰我,” 我们坐在Arıkan 的办公室里时,他告诉我,“华为说,‘我们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剽窃这个想法,这个想法的创始人就在这里。’毫无疑问,华为是中国技术最成熟的公司。也许这是一千年来中国第一次在技术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并驾齐驱。对于美国来说,他们可以忍受知识产权被盗,但难以忍受与同等实力的对手竞争。
 
“Polar Codes 本身并不重要,” Arıkan 继续说道,“这是一个象征。5G和互联网完全不同,它就像一个覆盖全球的神经系统。而华为是5G 领域的龙头企业,它们还将在未来的10年、20年、50年左右一直保持领先——但你没法儿保证美国的科技公司也能如此。在互联网时代,美国创造了几万亿美元的公司。但因为5G,中国将拥有10个或更多的万亿美元公司。华为和中国现在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企业和美国政府再也不能指望通过威胁或起诉来击退中国,即使有时候这些威胁或起诉或许有一点根据。不仅仅是像华为这样的电信公司,面向青少年的社交应用程序 TikTok 是否存在安全问题也引起了政府高层的愤怒, 但对美国企业的真正威胁在于:中国工程师设计了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动力的推荐引擎,而硅谷却无法与之匹敌。
 
Arıkan 表示,这段经历让他开始尊重华为,也给美国——他学习信息理论的国家——敲响了警钟。 “我亏欠美国很多。但我这里有一个友好的建议: 美国必须接受新的现实,并且随机应变。”
 
用香农的话来说,没有人能预知未来。
 
但华为和中国似乎已经得到了掌控未来的先机。  
 
编译:Coco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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